分享源自：南怀瑾先生 南尊文化 2023-06-11 00:15 发表于广东

两个故事 三个论点

   齐宣王欲短丧。公孙丑曰：“为朞之丧，犹愈于已乎？”

   孟子曰：“是犹或紾其兄之臂，子谓之姑徐徐云尔。亦教之孝悌而已矣。”

   王子有其母死者，其傅为之请数月之丧。公孙丑曰：“若此者何如也？”

   曰：“是欲终之而不可得也，虽加一日愈于已。谓夫莫之禁而弗为者也。”

   这里开始说的，是孟子关于教化的观点。

   首先提出的一个问题，就是“齐宣王欲短丧”，齐宣王准备发布命令，改变全国一个自古以来的风俗，就是父母死后，把守丧的时间缩短，不要那么长了。

   中国几千年的古礼传统下来，父母死后要守丧三年。我们现代人守丧，最多一百天就很长了，也许只守三天。过去非守三年不可，这是上古中华民族文化上的一个大礼节，也等于是上古的大宪章，非常重大，历代都很重视。以前家中有父母之丧，不论官多大，地位多高，都要立刻请假回家守制，否则就犯大不孝之罪行。

在历史上曾经有皇帝下令永不录用的纪录。像明清两朝就曾经发生过几件大案，都是大官们于父母死后，没有回家奔丧守制，于是监察御史就奏章弹劾，连皇帝都无法为他庇护，甚至会激起全国读书人的公愤。

   至于一般平民，父母死后，也要守三年之孝，纵然为了生活，不能不谋生，至少百日之内也不能理发剃胡须。现在有的人守古礼的，也起码在一百天内，守在灵位面前，足不出户，当然也不理发、不剃须。

最近，这里有位同学，政大毕业的硕士，年龄不过三十多岁，父亲死了，他就是如此守制的，一切都能做到尽礼。有同学去探望慰问他，看见他的胡须已经长了三四寸长，因为他在台的族人有很多，是一个守礼的家庭。

   可是我们现在社会上，对于这些礼仪，是相当紊乱的。旧的文化礼仪被打倒，新的一直没有建立。有的人父母死了，尸骨未寒，手臂缠了黑纱，女人的头发用粗麻扎了蝴蝶结子，表示戴孝守制；可是又跑到舞厅跳舞，跑到酒家去买醉，看电影、听歌的，更不在话下。

   依古礼，订定三年之丧，因为人出生后，从吃奶到离开父母的怀抱，总得两三年，父母在这三年中，是最辛苦的，所以服三年之丧，就是略表对父母的一点还报。这个道理，孔子曾经说过，在《论语·阳货》篇，宰予拿出一大堆理由来，认为三年之丧为期太长，主张缩短。

孔子说，你如果心安，你就去缩短吧。等宰予出去后，孔子说：“予 （宰予）之不仁也。子生三年，然后免于父母之怀。夫三年之丧，天下之通丧也，予也，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？”

   在上古的时候，皇帝遇到父母之丧，也要退居，另住别殿，停止朝觐的事，政事要靠宰相；遇到重大的事情，才提出报告。这是上古的制度。到了后来的宗法社会，就更严重了。

   根据这一事件的演变来看，可见人与人之间的情感，是随社会生活形态的转变而转变。过去农业社会，安土重迁，不肯离开自己家乡与祖宗的庐墓；即使自己的家乡最古老，最贫瘠，但到老来还是怀念自己的家乡。

所以安于本土，重视迁居是一件不得了的大事，因为不肯流离失所。但是到了工商业的社会，这种观念有所改变，好像四海都可以为家了。

   可是，要注意的是，一个人出生成长的地方，长期生活在那里，一切养成了习惯，到了临终之前，会反映出来。那时所见的是故乡的情况，所说的也是儿时所说的乡音。这在心理学上、灵魂学上、宗教学上、医学上，都是有待研究而且是非常重大的问题。

   历史上这种情形很多。如明末的一位大儒朱舜水，在满清入关以后，不愿意投降，到日本去，传了许多中华文化学说给日本，对于日本的文化，有非常大的影响。他的坟墓，现在还在日本。当他临终的时候，有许多日本的学生，围在他的病榻前，如子女之对父亲，问他最后有什么吩咐。

可是他所说的话，统统是故乡的方言，学生们都听不懂。现在推行国语，许多人自小就说国语的，那就好办了。但是，不要轻视这个问题，这对于人类精神、心理的作用，是很奇怪奥妙，值得研究的。

   就我个人的体验，曾在中国西南的边疆，罹患疟疾，白昼发病，夜间还要批阅公文，处理公务。当时没有医药，缠绵半载，辛苦非常，如果没有意志支持，随时可能就死了。有一次我在高烧时，所见到的幻境，都是家乡的景象；旁人说话，听来都似乡音。

当时感到或将死亡，想到“埋首何须桑梓地，人间到处有青山”，以及“老死何妨死路旁”这些诗，便吩咐部下如何为我料理后事。实际上，当时旁人说的并不是我故乡的口音。这就令我深深体会，人到了生命的最后时间时，在精神、心理上的状态，都与故乡有关。

平常和老年人聊天，他所讲的，都是“从前如何如何”的老话，而且重重复复，千遍万遍，所说的都是 “从前”，不厌其烦，在他则永远是新的话题；而对于新近的经历，却又立即忘记。人到老死阶段的精神，大多有这种情形。

   历史上从子路、阳货以下，曾经多次地有人想缩短丧期，但未成功。现在这里是讲齐宣王要想改变这个礼仪。他要“短丧”，不要浪费那么多的时间守丧，要缩短多少，这里没有说。但是，当时孟子的学生公孙丑，听到这个消息，回来对孟子谈到这件事。

公孙丑说：“为朞之丧，犹愈于已乎？”如果把古礼的三年之丧，减缩得太短了也不成话，如果齐宣王能够听其他的一些意见，改成一年丧，比半年、一百天，还好一点，还保持了传统文化的精神。

   孟子听了不同意，他训示公孙丑说，“是犹或紾其兄之臂”，你这样的主张，等于是要把你哥哥的膀子扭断，反而对哥哥说，你别怕痛，我不会用力太猛，只是慢慢给你扭断。猛力一扭是扭断，慢慢扭也是断，都是一项破坏中国传统文化的事情。这不是说减为一年、半年，或一百天的问题，这是不通的。

在你公孙丑的立场，不应该这样主张，你只要把订定三年之丧的孝道，与父子兄弟的友爱的原理告诉齐宣王就对了。你作为一个大臣，不应该因为上面的权势而不敢讲话，应该以正道告诉他，不能将就。一个大臣，遇到如此重大的事情，如果迁就君王，就是“逢君之恶”，那是最大的错误。这是一件事情。

   第二件事情，是说齐宣王的一个儿子，他的生母死后所发生的事。

   过去的皇帝，除了一个皇后外，还有很多妃子；民间的人士，除了一个妻子外，还有许多小妾。在中国过去的宗法社会里，凡是姬妾，尽管是她所生的孩子，还是以父亲的原配为嫡母，而对自己亲生的母亲，礼仪上的名称还是庶母，即使后来有了很高的地位，但在家谱上的记载，仍为 “庶出”，他的母亲仍为“姬妾之辈”，这是几千年以来的习惯。

   如民国初年，国民政府主席谭延闿，在前清是进士出身，学问好，望重当时，为了国家民族，参与革命，推翻清廷后，一度被选为国民政府主席。那时他的生母逝世，因为是一个妾氏，出殡时，宗族间不许将灵柩由谭府的中门抬出去。

他奔丧回家，在出殡的时候，匍匐在母亲的棺材上痛哭，不肯下来。因为他已经是一国之元首，族长们便不得不开了中门，将他母亲的棺材连同匍匐在上面的谭主席，一同从中门抬出去。

   从这件事看到，中国古代的礼仪，有些地方不能与现代的生活形态吻合，而是有其时代性的。所以在民国初年五四运动阶段，有些文人专门将过去宗法社会制度中的这类繁文缛节的毛病挑出来，一概推到“孔家店”的身上，攻讦宗法社会的这些弊病与阴暗面。

   由这里介绍的历史故事，大家就可以了解，齐宣王的儿子，在其生母死后，为什么要请丧。他的母亲，只是一个姬妾，即使她所亲生的是位王子，也不能为她守三年的丧，只能为皇后守三年的丧。所以在古代的宫廷之中，常因这种问题，遭受痛苦乃至发生变乱。

   当时，这个王子心里，非常难过，要为母亲守丧。过去的王子，都有一个老师辅导，叫做“傅”，就是师傅。“其傅为之请数月之丧”，这位王子的老师，为他去向齐宣王请求守制的期限，他说既然王子有这一片孝心，要以特别的例子来办理，让他守半年或几个月的丧期。

   公孙丑为了这件事，来和孟子讨论，问老师这样变通，在礼仪上不必守丧的而给他守丧，合不合于礼？

   孟子对于这件事，讲得非常合理。所以孟子的思想，有时候是革命的思想，对文化也有革命的主张。他说：“是欲终之而不可得也。”这当然应该，如果阻止王子不为母亲守丧，这只是表面上的行为，而在内心上他还是痛苦的，这是人之常情，想去阻止他，也是做不到的。

社会的习惯，帝王的权威，固然可以阻止他那样做，但到底是他亲生的母亲，不要说给他加半年或三个月，即使给他加一天也是好的，他的心也可以安一点。

这种事是禁止不了的，并不是完全靠法令和礼仪规定的问题，而是人性的真情流露。一切的制度与法律，离不开三个原则——合情、合理、合法。孟子对这件事，是主张要以人性、人道的自然流露来决定。

   这里是两个故事，三个论点，都是关于孝道、守制的问题。为什么插在本章中间呢？我们研究文章的作法，可以说全部《孟子》的文义连贯，接合得天衣无缝。

上面说到“惟圣人然后可以践形”，“形”就是一个人行为的表态，社会制度、政治制度、人的生活习惯，这些都是形态。本来礼法、是非、善恶，也是后天人为设定的标准；对于形而上的本元来说，是非、善恶、礼法等等，都是假设的。

   例如现在女性的服装，不但光着两只手臂，露出两条大腿，乃至袒胸露背；而在古代，连手臂也不能外露，如果露出手腕来被一个陌生人看见，有的人就羞死了。假如现在有女性为了被人看见肉体而羞死，不被人骂为神经病才怪。这说明是非、善恶的标准是人为的，因时间、地区 （空间）、风俗习惯而变动不同的。

如果不通古今的变化，执着于传统形式的道德标准，泥古不化，是行不通的。可是，现在人不鉴古通今，误解自由意识，爱怎么做就怎么做，而不管他人，也不管社会中的互动关系，这也是不了解“践形”的道理。

所以“惟圣人然后可以践形”，在某一种情况，某一时代，某一地区，要守其习惯成俗的规范。因此将讨论丧制问题的文章，紧接着 “惟圣人然后可以践形”之后，放在这里，无形中作了一个巧妙的论议。

   接着，是叙述孟子对教育践形的主张，也同样是教化的道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