分享源自：聖元〇道家内丹学2023-05-08 17:26发表于广西
前言
一、《大学》《中庸》二书，在《礼·小戴记》中，《大学》列第四十二篇，《中庸》列第三十一篇。当汉唐时，已有单本行世。汉·郑康成、唐·孔颖达曾分别为之注疏。宋·司马光曾撰《大广义》一卷《致知在格物论》一篇以申其义。嗣经宋代理学大家程、朱等人全力阐发揄扬，遂愈为士林所重。古以《诗》《书》《礼》《乐》《易》《春秋》为大经,《论语》《大学》《中庸》《孝经》《孟子》为小经。要亦持之有故，而言之合道也。迄朱熹晦庵以之与《论语》《孟子》，并列而为四书，迄宋理宗复悬之以为科举取士之圣典；于焉遂成家喻户诵之书，浸浸乎取汉儒五经之地位而代之矣。
二、《大学》古本旧文之移易，自程明道始，其弟伊川又从而再易之。朱晦庵复寻其文义脉络，而为之诠次，分为一经九传，并补格物一传。谓“经”一章为孔子之言，曾子述之；“传”则为曾子之意，而由门人述之者。贾逵、王柏及郑晓等则以(《大学》为子思所作。唯郑氏于《大学源流》中之为此说，是据丰坊之石经《大学》而发。后经考证，丰坊本系伪造，其所引贾逵之言又无可稽考。唯细按之，《大学》书中皆有晚出文，与《中庸》之有晚出文者同。此或为汉人传抄时，掺入注疏语，致泾渭莫分，而起后人考校之怀疑。认为非先秦古籍，而出于汉入手。实则其为孔门圣学，绝无可置疑也。
三《大学》今通行本为朱子《章句》本。朱子毕生心力用于《大学》者殊多，其分经别传裨益初学，厥功亦伟。王夫之认《礼记》之《大学》传本，次序倒乱。诸经之传，皆有错简，而《礼记》为尤甚。且郑康成对《礼记》之流传舛误，亦屡有厘正。郑氏既可，朱子当亦可为之疏通连贯(参《礼记章句》卷四十二)。至分经别传，陈沣认为《诗·豳风·七月》首章之郑笺云:“此章陈人以衣食为急，余章广而成之。"然则古人之文，有以余章广成首章之意者(参《东塾读书记九》)。故朱子分传以广经，亦未可厚非。唯后王相及方孝孺等，均反对朱子改定本，而以王阳明反对极力，主张仍用古本《大学》。后王船山对之又力非阳明之说，认为应用朱本。迄乎颜习斋、李刚主，又反对程、朱改定本，而主张仍用古本，以迄乎今，代有争执。唯依商务印书馆所校《盐邑志林》本，影印郑晓撰之《古言类编》(一名《学古琐言》)，内载之石经本《大学》次第，与王校之古本《大学》亦有不同。钱琦于其《钱子语测》一书中(《盐邑志林》本作《钱公良语测》)亦曾云：“《大学》知止两节，大似格致传文，细玩圣经一章，有此两节，反成赘剩。但紫阳则疑格字无发明也大故第云物格知致则知止矣，正和石经《大学》尤完全也(和字或有误)。较阳明所刻《大学》又不同。”唯并非仅系版本与章节次第之争，盖亦大关于义理之争。今以《大学》古本不易觅致，特附录于书末，并附录《古言类编》中之石经本次第，藉供参究。
四、《中庸》原为单本《汉书·艺文志》有《中庸》二篇，于别录属通论，于《礼记》属第三十一。《隋书·经籍志》有《中庸讲疏》，司马温公有《中庸广义》。汉·司马迁于《孔子世家》中，明言子思困于宋，作《中庸》。郑玄目录，陆德明《经典释文》，亦谓《中庸》系子思作。《隋书·经籍志》引沈约之言，与程、朱二氏，亦诸谓为子思作。近人则多疑之。唯其书为历代学者所重，奉为儒林经典，至今不衰，其价值之重可知也。《中庸》古本，原为一篇未分，郑康成注，始离其章句，孔颖达曾分为三十三篇本，至程子始改定为三十七节，迄朱子寻其文义脉络，仍定为三十三章，唯较孔本为佳。郑、朱之所分篇次，绝非无可非难者，故后儒亦间多为之重定章节。唯此次第之争，要皆无甚增损其大义之所在也。朱子《中庸章句》本，坊间易购，兹特附《中庸》古本于卷末，以资参校。
五、《大学》《中庸》二书，陈义甚高，宋明以来理学家心传圣义，无不以《中庸》为神髓。程朱、陆王二派之对垒，其重心则集中于《大学》一书。以即“格物”“致知”之训释一端而言，可考者达百数十家，可见其尤为争辩中之重心。故特择其要者附于篇后，藉窥一斑耳。
六、《学》《庸》二书之作者与成书年代，虽未能为精确无疑之考定，要为孔氏之心传与儒家圣学宝典，实无可置疑。唯自汉以来，注者纷纭，莫衷一是。学术分途，壁垒森严，要欲得一“放之四海而皆准，万世以俟圣人而不惑”之圣解不易。良以依文解义，一落言诠，则犯死位。而欲寻求大道，虽百世而不可得，有如骑驴觅驴，尽日在圣道中行而不自知也。故宜尽舍先贤注解，自作主宰，自求了悟，方得独立一我，而自辟门庭也。
七、当今世风日下，不可方古：道德沦夷，天理泯灭；人欲横流，人心陷溺；群相与共趋于物化而不自知，其不异于禽兽者几希？！故本书于《明明德之道》、《止至善之道》《格物之道》三章，特大声疾呼，详阐真理而明人道，直承尼山之心传，以示圣人，人人可为，返心自求，即心即圣，并非难事。
八、本书将《学》《庸》合一，融为一书，使孔门圣学道统，得能体用合一，即体显用，即用显体。体用即一即二，即二即一，而相得益彰。且全书更能“即圣学即功夫，即功夫即圣学”，使“道问学”与“尊德性”，殊途而同归，知解了悟与修持行证，互体互用而一致。儒家大道中“身心性命”之学，内圣外王之功,全在斯矣。
九、本书撰述，一本《易》与天道之微传，而显孔门心学与性学之圣义。并力求其贯通之道，易简之旨，俾世人深知圣道与圣学乃易知易行之事，而圣人亦尽人可修、尽人可至者！庶几可用为存心养性、立身处世之圭臬，以续将坠之圣脉于万一焉耳！
十、本书内容，与汉以来各家注疏，相违相殊之处不少。其中间有见前人之所未及见，解前人之未及解，合前人之未及合者，旨在通其圣道，而明其圣义，非徒在见仁见智之辩耳。知我罪我，何敢闲言！
一九四二年一月天石草于成都今古楼